若从乡情民俗来看，这不失为一个乱世流离又有了一个圆满结果。但在大梁律令看来，后夫既然已经落籍成家，私自遁走是为逃丁，前夫归洛不向官府报备而是占据别人家室，是为冒籍，寡妇知情不报，是为匿隐，可谓是三人俱罪！
这三条罪状，有轻有重，罪责最重的是后夫逃丁罪，案情严重甚至是大刑斩首，轻一些也要徒刑最短两年。前夫冒籍罪，同样视案情而定徒刑。
寡妇隐匿罪要轻一些，罚金可免刑，但若不能缴付罚金，则就需要承担徒、役之刑。而且妇人在寻求官配的时候，又错报了信息，可谓欺诈，几罪共惩，罪责同样不轻。
大梁刑律，对于籍户管控非常严格，这就是为了杜绝土豪、权门吞民荫蔽。超过十户以上，甚至需要诸有司联合审讯，杜绝徇私。
皇帝被这一桩案子勾起了兴趣，转又读了好几遍。
这一件事，本质上而言，是天下在大乱新定之后衍生出来的一桩伦情悲事。涉案三人从实际上讲都没有错，但他们三人的行为又的确违反了梁律的规定。
那么是大梁律令严苛，法不容情，苦虐生民吗？
须知永嘉以来，战乱连年，大梁建国之后，正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尽快让一切归于正轨，律令的修订正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。
这三人眼下犯了法，但在此之前，他们可是都受到了大梁律令的保护与惠利。
那一个后夫，本是关中亡户，并无乡田乡业可供养生，征发为役力劳作经年之后，积事受惠，成功在洛阳落籍授田，并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庭。
至于妇人，无依无靠，还要供养前夫遗留的儿子，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。因为加入了官府所主持的官配，再次找到了一个依靠，生存处境大有改善。
那个前夫呢，正是受惠于朝廷亡户回迁的德政，才有机会返回故乡，并成功寻找到亲人。
可以说，如果这三人之间没有如此复杂纠缠的关系，那么将会是三段不同的圆满故事，各守一份喜乐。可是现在因为糅杂在了一起，反而是各有所失，各有逾规。
皇帝之所以关注这一件事，还非出于探幽访奇的八卦心理，而是类似的事件绝非孤例。朝廷没有错，黎民没有错，那么究竟是谁的错？
或者说以往尚可归咎诸胡肆虐，乱我邦国。可是现在，这就是大梁朝廷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如何确保在社稷复兴这一大目标稳步前进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去调和国法与伦情之间的冲突。
坊报中只是记载了这件事情，至于之后的发展，则不在坊报的记录中。
皇帝放下坊报，抬笔疾书便笺，并派中使送往秘书省，着他们尽快将相关卷宗整理之后送入苑中。
大梁朝廷行政效率虽高，但中使往来加上卷宗调取也是需要时间的。趁着这段时间，皇帝便在皇后长秋殿中用餐。其间，庠宫入学的儿子们也归苑前来问安，皇帝又听他们讲一些学宫趣事。
庠宫设在太极宫西南、洛水北岸的高岗上，分作上庠、下庠，主要是供沈氏皇族以及姻亲勋贵各家子弟入学。从这一点而言，可以说是大梁帝国的贵族学宫。
但是皇帝陛下本身就不喜欢将子弟拘养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也不愿儿子们自小交际圈子就太过狭窄。
所以庠宫学子除皇族并勋贵子弟之外，在年初学宫落成的时候，皇帝特诏诸州州学举行童子试，普取各州士庶人家少年聪敏者入读庠中，扩大庠生生源，让儿子们得于不同身份、乡籍学子同窗共学，从而增广他们的见闻。
用餐完毕，皇帝返回寝宫时间已经不早，恰好秘书省也将此前案例卷宗送入，便取来继续了解。
负责审理这一案件的，乃是洛阳县令下属司法曹，皇帝先看曹尉判词。
这判词首先确定了三人并罪这一事实，后夫逃丁确凿，徒刑千里，为期五年。前夫冒籍侵产，两罪并罚，徒刑六百里，为期三年。
之所以前夫两罪处罚还要轻于后夫一罪，这也是因为梁律毕竟是站立在统治者角度的律法。逃丁是实实在在的税源流失，而冒籍从结果而言并没有损失在籍人口，当然冒籍者如果有偷、漏之类行为，量刑又是另一种标准了。
至于夹在中间的妇人，前夫仍在却请求官配是一罪，瞒报前夫冒籍是一罪，逼走籍户丁口又是一罪，数罪并刑，罚入洛阳丝织官坊为役五年，或是在户受罚，每年需要向官府缴纳二十匹绢。
梁律量刑轻重与否暂且不论，但既然已有准绳，就必须要恪守不悖。这三人获罪，情理上或是严苛了，但在律令上却不可更改。
不过，长长的判词这还仅仅只是一部分，且仅仅只是有关《大业律》的内容。大业律是大梁律法最高一个级别，再低一个层次，还有保民律、坊义律等等律令，也是对大业律的解释与补充。
这其中，保民律主要是针对在籍民户的律令，指导约束他们生活、生产，也可以说是在大业律之下对籍民人身权益的保证。至于坊义律，则就相当于乡屯里坊之间的居民合约，主要是处理日常人际关系的纠纷。
这三人行为，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入到这两部律令范畴。这其中，保民律规定，凡完役入籍之人，若所犯大业律徒役有关，五年之内不作二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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